人不率，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宋史·宋庠传附宋祁》
年9月9日，晚清重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洋务派首领左宗棠第四代“景”字辈再添一丁，得名“景鉴”，希冀其鉴听鉴彻，明察是非。
左宗棠曾留下一句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短短八个字却深深饱含着一代人的心志。这句诗是左宗棠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其后辈左景鉴一生最生动的注脚。20世纪50年代，左景鉴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到重庆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把半生心血挥洒在了祖国的大西南。念其一生，感其功德，他的子女在其墓碑上刻下“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言传身教，为国育英才”这十八字，是以为记。
人物名片
左景鉴（.9.9-.5.12），湖南湘阴人，外科学专家。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在上海医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医院副院长。年到重庆医学院工作，—医院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译有《克氏外科学》，与黄家驷合编《黄家驷外科学》等著作。
立志学医服务人群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在湖南湘阴左家的老宅内，年幼的左景鉴已经开始习先祖左宗棠之文书，熟读“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之楹联，深受左公精神的鞭策和激励。
左景鉴三岁时，母亲过世，十多岁时，父亲也离世。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左景鉴和哥哥相依为命。秉承左家先祖“治有用之学，成经世之才”之家训，左景鉴从小立志为人群服务。
14岁那年，左景鉴考入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创办的湖南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明德学堂，并担任起学生会的工作。其班主任查夷平常以爱国思想教育启发并鼓励学生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疾苦。左景鉴也因此得以了解当时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现状，想到“义与天下同安危”“为我国家扶厄运”的左公谏言，左景鉴胸怀满腔热血，立志改造社会。
年，左景鉴从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预科毕业（上海医学院要求学生先修三年医学预科），进入上海医学院本部学习五年。其时，左景鉴的哥哥亦前往伦敦剑桥大学进修化学，与之不同的是，左景鉴希望一直留在中国，他坚信学医可救人，亦可弘扬并捍卫正义，他愿凭借所学的医学知识竭力服务百姓，真正为国分忧。
在上海学习期间，家里来信让左景鉴回去继承老家湘阴的田产，他坚决不愿回去：“我不要，你们自行处理。”不要田产意味着没有了生活来源，家里留给他作为学费之用的一个皮箱，里面仅装着左宗棠的两件狐皮官袍，还有一些印章和家书，可惜这些物品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都被毁掉了。左景鉴读书期间的日常费用仅靠着当时家在上海的姑妈来接济。然而物质条件的匮乏并没有成为左景鉴学医路上的阻碍，他埋头苦读，无论面对多么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他从来没有退缩，更不觉得枯燥，反而在不断专研的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好医生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年，左景鉴从国立上海医学院顺利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开启了为群众解除痛苦、为医学事业奉献的一生。
战火革命医学情缘
就在左景鉴毕业后不久，侵华日军蓄意挑起了“八一三”淞沪会战，颜福庆带领上海医学院的师生们同仇敌忾，医院工作。此时的左景鉴深觉国难当头，责无旁贷，遂奔赴南京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抗日救护医疗大队，并被任命为第38医疗队队长。
同样被爱国情怀和救死扶伤精神所召唤的，还有同医院附属协和高级护校（现复医院）毕业的龚之楠。她和左景鉴一样，刚走出校门，就来到了南京抗日救护大队。因在学校期间训练有素，龚之楠一来便被任命为医护队队长。机缘巧合下，左景鉴与龚之楠被分在同一个部队工作，几百个日日夜夜，他们奔波在上海、南京、南昌、安福、柳州、祁阳、曲江等各个战场，医疗队与医护队协调配合，在战火中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抗日将士和百姓同胞的生命。而左景鉴与龚之楠两人也在抗日救亡、戎马倥偬中相知相爱。
年，左景鉴（第一排中间）和龚之楠（后排右二）参加国际红十字会救护医疗队
年，部队行至桂林，在医疗队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左景鉴和龚之楠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房家具都是拿平时装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木箱临时做成的。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医疗革命伉俪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起伏。
左景鉴和龚之楠结婚照
弃洋留沪爱国敬业
年，随着日军大举进攻，部队退守重庆。在重庆的两年时间里，凡医疗队队长大都已晋升为国民党军队少将，而左景鉴却并不认同国民党作为，心心念念只想做个好医生。年，他通过飞虎队的朋友帮忙，带着妻子和女儿返回上海，回到了他的母校国立上海医学医院——医院，当了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当时的上海仍属战区，伤员疫情频发，左景鉴最多时管着80个病人，在自己得了肺结核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没有住房，他只能带着妻女借住姑母家的小亭子间。龚之楠此时又有了身孕，老二出生后由于营养不良，抵抗力很差，拉肚子差点死去，急得龚之楠欲哭无泪。左景鉴四处托朋友，最后找到了一位美国医生，要了当时十分紧俏的青霉素针剂，才保了孩子一命。虽然日子过得异常艰苦，但只要能为百姓服务、能治病救人，左景鉴就觉得心里踏实。
抗战胜利后，上海医学院发展很快，左景鉴凭着自己的实力升任主治医生，院长沈克非让左景鉴负责肛肠外科，既当医生又做行政工作。不久后，左景鉴便升任医院副院长兼中华医学会上海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就在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妖言惑众，左景鉴身边的很多同事缺乏对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了解，纷纷去往美国。朋友出于好意特地为他预留了最后一个赴美的名额，并帮他在美国联系好了工作，可他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说：“这里还有许多医护人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相信共产党需要医生，新中国需要医生！”随即便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全心全意救治解放军伤病员和人民群众。在此期间，他机缘巧合地救治了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谭震林，高超的医术在华东军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到了沈克非的极大赞赏，邀请他参与校阅了《克氏外科学》腹腔外科的章节。
《克氏外科学》，年出版
年，朝鲜战争爆发，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由外科学家黄家驷教授任总队长、传染病学家钱惪教授任副队长，率人赴东北治疗志愿军伤员。左景鉴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借调至中央军委卫生部，编入第三医疗队，在医院工作。彼时的左景鉴已经有了更多的工作实战经验，面对源源不断需要输血的伤员，他深知血液是抢救生命的第一需要。
能不能建一个血液储备库，就像家里的暖水瓶，把需要的血液存储起来呢？左景鉴与同事们反复试验，共同研制了手提式血液保养箱，并医院中心血库，发动无偿献血，不仅为前线及时抢救志愿军伤员作出了贡献，医院创建血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一创造性成果被载入了中国建立血库的史册。
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随着内科外科在医院医院的分工调整，医院，医院副院长。
支援内地义无反顾
年，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中央卫生医院部分人员迁至重庆，创建医院。根据中央和上海市的安排，上医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和师资配备委员会，左景鉴任师资配备委员会副主任，并医院。
从繁华的大上海，到祖国的西南角，对于习惯生活在大都市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年4月，左景鉴带领第一批医务人员来到重庆负责重医院筹建工作。初春的重庆气候多变，当时建院的地方还是一片农田，医院的场地开设门诊。肩负着建院重任的左景鉴，风雨无阻，四处奔波。从勘测地形到设计动工，从资金筹集到设备购买，从制度建设到科室发展，事无巨细，他都不辞艰辛，亲力亲为，医院的一砖一瓦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深情。遇到外科有大手术，他还要亲自主刀。如此直到年7月，医院建成开业，左景鉴出任首任院长。
（请横屏观看）
年附一院建院时工作人员
年秋天，上医建院三十周年，左景鉴代表重医回上海参加院庆，这一年左景鉴已从上医毕业了整整二十年。对左景鉴的大女儿左焕琛来说，这个秋天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因为深受父母对医学热爱的影响，她跟随着父母的脚步也顺利考入了上医。内心充满喜悦的左焕琛以为爸爸这次回来会就此留在上海，一家团圆。然而，左景鉴却早已决意将左焕琛一人留在上海读大学，自己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小女儿迁往重庆。为了表达自己坚决扎根重庆的决心，左景鉴决定将政府分给他家居住的位于上海复兴中路多平方米的房子交还给公家。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留在上海，左焕琛心里有些难受，她试探性地问左景鉴：“爸爸，弟弟和你去重庆，妈妈和妹妹就留在上海吧，这样我也有个家。”左焕琛至今仍记得当时父亲斩钉截铁的回答：“妈妈和弟弟妹妹必须跟我搬去重庆，我是带队的，必须带好这个头。”眼看这个温暖、舒适的家即将不在，左焕琛恳求爸爸留下一间房给她，然而左景鉴却说：“这套房子是因为爸爸的工作才分配给我们的，现在工作调动了，房子自然应该还回去。”此后，左焕琛在读书期间每年寒暑假都要坐上四天的火车，先从上海到西安，再转道成都，从成都回重庆与家人团聚。
正如其先祖左宗棠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抱着宁死也要恢复祖国版图的决心一样，左景鉴去支援重庆也不为自己留任何后路，他没有在上海留下一寸住房和一丝财产，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他一往无前。
年重医30周年校庆留影（前排左三为左景鉴）
重庆医学院建院前后，共有多位上医教授专家、医护人员和家属先后踏上援建祖国大西南的征途，他们都放弃了舒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奉调赴渝。在左景鉴等开拓者的带领下，上医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圆满出色地完成了筹建医院的任务。而左景鉴本人一去重庆四十载，除了因动手术回过一次上海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把自己的大半生精力和心血都留在了祖国的大西南。
言传身教敢为人先
左景鉴穷其一生只想着怎样做一个好医生，怎样治病救人，怎样为祖国医学事业培育更多的人才。不管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还是在身患重病的时候，他总是坚持着自己这惟一的信念和宗旨。
左景鉴到重庆后，发现很多胆囊炎患者依靠服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做胆囊造瘘手术，这种手术给患者带来许多生活上的麻烦。由于重庆这种病例很多，做胆囊造瘘手术不是解决患者问题的根本办法。左景鉴便从重庆的地域环境、人们的工作生活方便等出发，经过反复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和临床调研，大胆地带领同事们对严重的胆囊炎患者施行胆囊切除手术，从根本上解决了患者的后顾之忧和生活上的不便。
左景鉴院长（左三）、陈家镳教授（左二）组织讨论病例
左景鉴重视病人的症状体征，观察细致入微，决策又十分果敢。面对急腹症病人，左景鉴根据一些细微的病史和症状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面对十二指肠和空肠坏死的病人，左景鉴当机立断先清除坏死组织，创新性地采取收集消化液重新灌入的做法挽救患者的生命；面对肝癌晚期的病人，左景鉴大胆决定实施重庆市第一例肝切除手术，为病人创造了同阶段肝癌术后生存期最长的奇迹。他说：“患者和家属给了我百分之百的信任，我也做了全盘考虑和充分准备，那胜算就在我手里！”
左景鉴院长（左二）和司徒亮副院长（左一）在重医附一院接待外宾
“文革”期间，左景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取消了院长资格，下放在手术室当工人，冬天由他来起火烧炭炉，给手术室供暖。他坚持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有的工人同情他，叫他不必起那么早。他说：“手术室是给病人开刀的地方，医生冷得拿不稳手术刀怎么办？手抖了，开错了怎么办？病人冷得出了大问题怎么办？”在左景鉴看来，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医院就像一个联动机，缺少任何一环的运作都会给病人带来无法预料的损害。
遗憾的是，“文革”期间，祖上留下的一点左宗棠遗物也难逃厄运。左焕琛曾回忆，“文革期间，母亲很紧张，只能在家里把图章磨掉，不能磨的就锯掉。左宗棠的家信也都烧掉了。我小时候曾看到过这些家信，其中包含了不少左宗棠的思想。”
左景鉴不但在医学上知识广博，在带领青年医师上更是治学严谨、讲求细节，他不厌其烦地为青年医师一次又一次地做示范手术，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尝试，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支持与施展空间。但凡有外科医生们解决不了的手术和疑难杂症，他们总是乐于求助于左景鉴院长。文革时候左景鉴由于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不能碰手术刀，他就全程站在手术室里，鼓励韩文妙医生成功实施了重庆市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马绍华医生收治了一个肠扭转肠坏死病人，左景鉴一步一步引导其查资料，做实验，创新治疗办法。他反复强调，“在资料上找到的办法，我们借鉴时一定要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地做，千万急不得，更不能压缩、减少某个环节。这是和病人打交道，生命安全大于天。”
左景鉴定下的查房日子，雷打不动。即便八十多岁，行动不便，也绝不“改天再去”。年轻医生听说左院长要来查房，头天晚上就开始背病历，生怕被询问的时候答不上来。郁解非（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比左景鉴晚12年）刚来重医时，左景鉴知道他有能力，就让他抓外科，带研究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左景鉴说：“对年轻人，我们不但要言传身教，重视‘三基三严’，还要相信他们，给他们压担子，促使他们成长。这样，医院才有未来。”
左景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医学事业，献给了无数患者，献给了人民百姓，言传身教培养了医院管理人才。
左公家风代代相传
左景鉴不但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对子女管教更是严格。左公家风倡读书，求勤俭，重爱国，凡事都要自己去克服困难，这一传统在左景鉴这里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左景鉴的全家福
左焕琛还记得父亲手把手地教她写毛笔字修习书法，左景鉴对悬臂和握笔的姿势尤其在意，要求哪怕别人从后面抽笔杆，也决不能被抽走，仍需用笔自如。他反复教导子女：“读书做人，先要立志，因此一定要自强、自信、自立。”左景鉴十分强调万事都要自力更生、克勤克俭，他常跟子女说，他的一生就是靠这个精神鼓励着。左景鉴的教导及其自身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子女影响颇深。
年，左焕琛从上医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体解剖教研组，整天与尸体打交道，又累又脏，她请求父亲和有关部门联系，想通过父亲的帮助调换到别的教研组工作。然而，父亲却在回信中耐心地劝导她，并指出人体解剖学是医学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应该刻苦努力学习，稳扎稳打，还抄下了左宗棠的祖训激励她：“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左焕琛深受教育，从此在解剖教研组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年被调任市卫生局工作。
左焕琛每做一个重要决定，都非常注重聆听父亲的意见，在她决定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前，左景鉴就教导她，作为一名参政党的党员，就必须要认真学好政治，不断地建言献策，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年，左焕琛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卫生、科技、妇女儿童等方面工作。左景鉴又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你就要好好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左焕琛始终记得祖辈和父亲的教导，要爱国、爱人民，多为老百姓做实事。
从政以后的左焕琛仍然有医者的细致，她把解剖刀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她启动医疗卫生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全市农村大病医疗风险基金；并发起了由志愿者组成的市容卫生巡访团，这支队伍今天仍然活跃在上海街头。如今，左焕琛已经近杖朝之年，在卸任上海副市长的这18年里，她又担任了上海科技馆理事长、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亲自将科普送到偏远地区，奔走在科技报国的道路上不辞辛劳。
而左景鉴之子左焕琮更是承其衣钵，成为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并当选为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曾任医院（医院）院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所脑神经疾病研究所所长。年2月15日左焕琮因病去世，去世前一天他还连做了四台手术，第二天更是预约了五台手术，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躹躬尽瘁，堪称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典范。
左景鉴留给孩子的，不但有他一生为医学事业奉献的精神，更有对生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左焕琛后来回忆：“家里日子虽然艰苦，父亲却尽力让我们过得开心。小时候，逢到周末时，父亲常带我们出去玩，回到家还会亲自给我们做饭吃，他会做很多菜，湖南的回锅肉、扣肉等。”
年，左景鉴患上膀胱癌，做了全膀胱切除，同时还做了直肠代膀胱和腹壁直肠造瘘手术，医生预言他至多生存一年。但左景鉴毫不气馁，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他尝试用各种办法来锻炼如何控制大小便，最终带着自制的集尿袋与集粪袋，如愿走出家门，继续从事心爱的医学教学工作，还去农村开门办学，甚至去北京参加了政协会议。年，左景鉴突发心脏病后壁心肌梗死，但他再一次从死神手中逃脱。年，他又不慎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多发性肋骨和前臂尺桡骨骨折，他硬是绑着石膏，带着龚之楠回湖南参加了左宗棠逝世周年纪念。
年，左焕琛回渝和父亲弟妹们合影
年，妻子龚之楠离开人世后，左景鉴的第3、4腰椎骨折，医生诊断可能是癌症复发产生骨转移所致。但是，与命运抗争的执念使他再次战胜病魔，没过多久，他又坚强地站了起来，还去北京观看了亚运会。他逢人就讲：“我多次去见马克思，但马克思不要我，又将我推回来了。”多次遭受手术的痛苦和疾病的磨难，左景鉴始终乐观面对，只要能够行动，医院上班，七十余岁高龄之际仍定期参加临床医学和教育工作。左焕琛觉得他晚年孤寂，想接他回上海，他说：“我哪里也去不了，这里就是我的家。”左焕琛深深遗憾为父亲做得太少，可左景鉴却说，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只是当年支援祖国大西南建设中很普通的一个，那些人都和他一同奋斗着。
年5月，左景鉴病危临终时，叮嘱子女丧事从简，“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入长江，让它流到上海，归入大海吧。”
左景鉴和龚之楠在上海滨海古园的墓碑
从年毕业，到年去世，恰一个甲子，左景鉴从没有离开过心爱的医学岗位。他的一生，继承了左公的爱国传统，满怀着对人民的深情和对医学事业的无限忠诚，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斯人已远去，但他的医教风范、奉献精神却长留重医，激励着一辈又一辈的重医人为重医的发展、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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